□ 李建榮

我有不少文章寫的都是母親的藝術、母語的文化。

那是2011年的冬天，我的母親重病，我從南方寧波所供職的大學請假趕回慶陽。母親因腦溢血，住院治療，在狹促的病房里我伺候母親十來天時間。

看來一時不能好轉，就在一個雪花漫天飄落，天地全然潔白的日子，告別病中的母親。那時還沒有放學，我有五個班的寫作課，覺得不能耽誤太久，就返回甬城，硬著心把母親交給了妻子、妹妹和女兒。

我離開病房里的母親的時候，和滿頭白發(fā)的母親告別，開始她眼睛還睜著看我，我說我回校處理事務之后，再返回來看她的時候，她轉過了頭，再也沒有看我一眼。顯然，他已經對我失望、絕望。

她是不愿意我再離開她的，我也絕對不應該在那個時候，還惦記著自己的學生。

我走出病房，站在醫(yī)院的樓道里，站了很久，迎著大雪，一個人走向車站。此時，朋友發(fā)到手機上的一張照片是一朵紅花上頂著滿頭的白雪。沒有想到，那是我和母親的最后一面。

因為我相信母親一定還會醒過來，站起來的，我還叫家里把母親轉到另外一家醫(yī)院，繼續(xù)治療。

就在兩周后，母親病危，而那一天，我還站在錢塘江邊的大學的講臺上，課后從杭州灣趕到慈溪城內，再回到寧波市內，精神完全癱瘓，趴在床上整整一夜，四肢完全失去力量。

妻子、妹妹輪流抱著母親回到我鄉(xiāng)下的院子，母親勞累了一輩子的地方。

她躺在自家的土炕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氣。

我在鎮(zhèn)上買好一口柏木棺材，雇車拉到家里。

我握著母親冰涼的手，抱她入棺。

但是今天，在這本書的前面我要說的其實都不是我的這些不孝，我是想說一件往事。

我記得十二歲的一個情景，我跪在地坑院里土灶臺前，我的“干大”（干爹）點燃黃表紙在我頭上燎燒，灶膛里火光通紅，我媽坐在木凳上，拉著風箱，面牛、面虎望著香火。父親拿來剪刀，剪開我的脖子上戴的一個紅鎖鎖，紅布做的，里面裝著棉花的圓形的棒棒，用紅線交叉連接在一起。父親剪開了紅線，從我脖子上取下來——這叫卸鎖鎖，我長大了，成人了。

那是2011年夏天，那次母親住院，在慶陽市中醫(yī)醫(yī)院，母親叫二妹元玲回老家的柜子取一樣東西，妹妹專程回去了一趟，回到病房，把一根紅布做的布鎖鎖交到母親手里，母親交到我的手里，半躺在病床上慈愛地看著我。

“這是啥？”我問母親?！澳愕逆i鎖?！?/p>

這是我的鎖鎖嗎？我小時候戴過的？怎么還在？鎖鎖針線綿密、勻稱。

“誰做的？”

“還能有誰？——你媽呀！”爸爸有點責怪地說。

我用手指捻了捻，好像不全是棉花，想知道里面是什么。

“里面是啥？”

母親說是我的臍帶。

我愣在了母親床邊，驚呆、愕然，手里端著用紅布和棉花裹著的我的臍帶……那一年，我五十歲。

就是說，我?guī)е业哪殠?，這紅布鎖鎖，這連接我和母親身體的血脈，長到十二歲；母親從1962年，把我的臍帶以一種特殊的民俗方式保存到我五十歲，交到了我的手上。

臍帶鎖鎖，是一件民間刺繡，可它的生命含義，還用我以文字再說什么嗎？我只有愧疚。

比之于母親對我生命的保護，我對母親的藝術愛護的是多么的不夠。

2015年12月29日晚上8時40分，我的岳母突發(fā)心肌梗塞，在慶陽家中去世。那時我在浙江慈溪杭州灣錢塘江邊的學校，剛剛和學生一起慶祝即將到來的元旦。突聽噩耗，我整個人木了，我一直說給岳母捎回去幾包復印紙，讓她畫下她腦海里的刺繡圖案，卻沒有做。三十年前，她為兩個女兒做出嫁的“陪房”，去世前這幾年，她坐在炕頭、門前為四個外孫女、三個孫女每個人做了一套：兩雙布鞋、一對枕頭，數(shù)雙鞋墊……每個人的擺在桌子上，都能擺滿一桌面。這還不算她為侄女、侄孫女們做的。

安葬老人后，頭七之夜，岳父拿出岳母全部的作品，分給每個孩子，最小的孫女才五歲。岳母為方圓幾十里的婦女畫刺繡樣子，從年輕的時候當村學的老師那時候就開始了，她告別這個世界之前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完成了這一針一線的勞作。

臍帶和刺繡是母親和岳母離開這個世界之前給后代的最后的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