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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紅色故事:南梁川里匯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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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川里匯洪流。袁鵬飛 繪


  林錦會師,義結同盟。

  1931年5月上旬的一天,“中國工農紅軍西北游擊大隊晉西游擊隊第一大隊”在山西省孝義縣大麥郊婁底村(今西泉村)一家老鄉(xiāng)的大院子里成立了。這支游擊隊,簡稱“晉西游擊隊”,領導者分別是:大隊長拓克寬,政治委員黃子文,副大隊長閻紅彥、吳岱峰,黨總支書記楊重遠。

  晉西游擊隊成立后,開始在呂梁山區(qū)廣泛發(fā)動群眾,抗糧抗捐,開展游擊戰(zhàn)爭。不久,隊伍就擴大到100余人。

  1931年8月開始,國民黨山西當局調集晉軍及地方民團共一萬余人,對晉西游擊隊進行大規(guī)模的“圍剿”。因敵強我弱,晉西游擊隊的活動區(qū)域逐步縮小,處境極為艱難和險惡。8月下旬,游擊隊西渡黃河,傷亡慘重,到達陜北時僅剩下30名共產黨員。

  9月4日,晉西游擊隊到達安定縣的南溝岔柳樹灘。在此,游擊隊改選了領導成員,閻紅彥任大隊長,吳岱峰任副大隊長,楊重遠任政委。游擊隊下轄四個班。5日,到達安定縣西區(qū)的棗樹坪,游擊隊與安定縣委書記馬文瑞取得了聯系,又通過馬文瑞與陜北特委取得了聯系。陜北特委十分重視這支隊伍,特委書記趙伯平派張資平到棗樹坪傳達特委指示,要求游擊隊在安定、清瀾、延長、延川、靖邊一帶開展游擊活動。在這期間,陜北特委又動員強龍光、強世清、馬云澤、惠澤仁等一批共產黨員加入游擊隊,使隊伍發(fā)展到100余人。

  晉西游擊隊到了陜北之后,師儲杰、楊琪、楊鼎、肖永勝等率領的幾支煙商保運武裝,也因為在山西無法立足返回陜北。他們當中有些人與閻紅彥、楊重遠、強世卿、馬云澤等人都是親戚或朋友關系。

  劉志丹、謝子長也曾派干部對這些隊伍進行爭取改造,使他們受到了革命的影響,因此他們要求和游擊隊一塊行動。9月14日,晉西游擊隊在安定縣孫家河接收了煙商保運武裝楊琪、楊鼎、肖永勝等部100多人。雙方約定,煙商保運武裝暫不編入游擊隊序列,在三個條件下方可聯合行動:其一,聽從隊委會領導;其二,不搶窮人的東西:其三,不強奸侮辱婦女。晉西游擊隊還給楊琪、肖永勝部派去政治指導員,并成立執(zhí)法隊,監(jiān)督執(zhí)行約法三章,如有違反紀律者,按紅軍紀律處理。10月7日,游擊隊又以同樣條件在安定縣南溝岔接收了煙商保運武裝師儲杰部百余人,并派雷恩鈞、李宗白、白雪山、惠澤仁、陳玉清五人到該部任政治指導員。10月上旬,根據陜北特委指示,在安定縣南溝岔對部隊進行了整編,晉西游擊隊與保運武裝改稱陜北游擊支隊,支隊長為閻紅彥,副支隊長為吳岱峰,政委為楊重遠。煙商保運武裝編為一個大隊,師儲杰為大隊長(人稱“師大隊”)。其時, 陜北游擊支隊有步兵和騎兵300余人,在安定、清澗、延長、延川一帶開展游擊活動,屢戰(zhàn)屢捷,給敵人以有力打擊。

  陜北游擊支隊接連打了幾個勝仗,也招來敵人重兵的尾追攻擊。游擊隊在轉移到安定縣涼水灣時,接到陜北特委的指示信,要求游擊隊避開敵人主力,可轉移到甘肅隴東一帶開展游擊戰(zhàn)爭,并通知中共陜西省委,游擊支隊西向甘肅隴東去了,可派人接洽。陜北游擊支隊的行動遂即轉向陜西、甘肅交界的子午嶺,在永寧山渡過洛河,經白沙川、瓦子川,到甘肅合水平定川、葫蘆河。為了尋找在陜甘邊開展游擊戰(zhàn)爭的劉志丹,游擊隊派出了由馬云澤帶領的20多名騎兵。

  劉志丹和謝子長是陜北革命運動的杰出領袖,他們和當地群眾的關系非常密切,如果能找到他們,游擊隊就更有立足之地。其實,對于陜北游擊支隊的動向,身在南梁的劉志丹是掌握的。當陜北游擊支隊在安定一帶活動時,劉志丹就對身邊的同志說,楊重遠、閻紅彥等同志從山西打回陜北,正在打瓦窯堡,若攻不下就很可能奔太白川(葫蘆河)而來。于是,劉志丹當即決定集中南梁游擊隊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三個大隊的全部人馬,到陜甘交界的太白川一帶迎接陜北游擊支隊。此外,還派馬錫五到林錦廟一帶動員群眾,籌備糧草,為兩支隊伍的會合做好準備。當聽到陜北游擊支隊到達太白的消息后,劉志丹立即派劉景范前去迎接,在東華池見到了師儲杰、楊重遠、白錫林、楊琪等人。

  10月中旬,四處尋找劉志丹的馬云澤在南梁堡遇到一個農民,打聽到劉志丹帶二三十人的隊伍就在前邊不遠的地方。這樣, 馬云澤就在南梁堡南面山灣一個向陽的窯洞里見到了劉志丹。戰(zhàn)友重逢,分外高興。隨后,在馬云澤的帶領下,劉志丹來到南梁堡閻家砭,見到了陜北游擊支隊全體指戰(zhàn)員。10月20日,陜北游擊支隊和南梁游擊隊在南梁堡的林錦廟(今林鎮(zhèn)鄉(xiāng))會合了。閻紅彥、楊重遠等人曾和劉志丹在一起搞過兵運工作,看到劉志丹還是老樣子,穿著破舊的衣服,頭上扎著羊肚毛巾,還是那樣的沉著堅定,感到分外的高興。閻紅彥把他心愛的駁殼槍送給劉志丹,作為見面禮。南梁游擊隊殺豬宰羊,熱烈歡迎陜北游擊支隊。兩支游擊隊領導人相互介紹了活動情況,部隊當日舉行了聯歡會,戰(zhàn)士們唱呀笑呀,說不盡的歡喜。為了助興,當地一位農民老漢領上自己的兩個兒子,敲著小鑼小鼓,給戰(zhàn)士們表演了南梁說唱。幾十年后,這個熱烈感人的場面還深深刻在閻紅彥的記憶里

  找到了劉志丹,陜北游擊支隊就像找到了組織和靠山。劉志丹因為在這帶打游擊,人熟地更熟,不管白天黑夜,閉著眼睛都不會走錯路,被人稱為“活地圖”。在南梁一帶,凡是有陌生人找劉志丹,農民總是詳細盤間,不輕易說出他的住處。有百姓的保護,到處都是劉志丹的家,不管大人小孩都知道他,親切地叫他“老劉”。半夜里,游擊隊去敲老百姓的門,只要說是“老劉”的隊伍,老百姓馬上起來請他們進去,騰出窯洞讓他們休息。因而到了南梁,陜北游擊支隊更加放心了。

  兩支隊伍會合后,總人數達700多人,在南梁川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革命洪流。一時間,因為害怕游擊隊,南梁堡一帶的地主民團武裝都逃跑了,而一些為生活所迫參加民團的團丁則主動向游擊隊交了槍支,積極參加了游擊隊。游擊隊在南梁的幾道川里打土豪,分浮財,組織群眾抗糧抗租抗捐抗稅,受到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很快站住了腳,扎下了根。

  10月30日,受中共陜西省委指派,謝子長來到南梁傳達省委關于整編部隊、建立正規(guī)紅軍的指示,并成立中共隊委會,謝子長任書記,劉志丹、閻紅彥、楊重遠、馬云澤、白錫林為委員。隨后,部隊開到慶陽新堡進行整訓。

  新堡整訓期間,劉志丹、謝子長為加強部隊的團結,克服會師部隊干部特別是煙商保運武裝首領人物身上存在的非革命思想和行為,靈活運用黨的統(tǒng)戰(zhàn)政策,以當地民間習俗舉行了十八弟兄“拜把子”香堂大會,義結金蘭?,F場參加“換帖”的有謝子長、劉志丹、楊重遠、閻紅彥、劉約三、馬云澤、胡廷俊、雷恩鈞、白錫林、陳玉清、師儲杰、楊琪、楊鼎、楊培盛、趙連璧、賈生財、唐青山、劉保堂18人。

  “金蘭譜”由劉志丹親自書就:“我弟兄志投意洽,結為金蘭,在中國革命戰(zhàn)線上共同奮斗,始終不渝。若有中途背叛離情,天誅地滅?!边@個“金蘭譜”以兄弟感情為紐帶,有著明確的政治目的和斗爭方向,對堅定會師部隊的革命信仰起了積極的作用。后來,這18人除個別人外,多數信守并實踐了“在中國革命戰(zhàn)線上共同奮斗,始終不渝”的誓言。

  為了解決會師部隊的供養(yǎng)及過冬面臨的困境,隊委會采納了劉志丹提出的“借水養(yǎng)魚”的建議,即利用隴東軍閥陳珪璋擴充實力之機,暫時接受陳珪璋收編。派馬云澤、劉約三赴平涼與陳珪璋談判,同意把會師部隊番號定為“隴東暫編十三師警備騎兵第二旅”,暫住慶陽新堡一帶。同時商定,謝子長任旅長,劉志丹任副旅長兼參謀長,楊重遠任參謀主任。于是,陳珪璋撥給收編部隊過冬軍衣鞋帽1000余套,軍餉3000元;撥給修槍造槍工具15馱,修械工人20余名;撥給西藥一馱,軍醫(yī)、護士2名。一切就緒之后,陳珪璋派出自己的警衛(wèi)團長劉寶堂到新堡點驗部隊,簡單地履行了一個程序,就宣告完成收編。

  由于陳珪璋送來了40余大車軍需物資,會師部隊的軍裝、經費、醫(yī)藥等問題迎刃而解,重新匯聚在謝子長、劉志丹兩位革命領袖的身邊,大家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士氣隨之高漲。

  林錦廟會師后,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建軍原則,會師部隊在新堡進行了集中整訓,提高了全體指戰(zhàn)員的思想認識,糾正了絕對平均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等不良傾向,為后來建立陜甘紅軍、開展游擊戰(zhàn)爭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和軍事基礎。

  1931年12月底,林錦廟會師部隊按照中共陜西省委的指示,離開新堡、悅樂,沿子午嶺西麓南下,于1932年1月初到達正寧縣月明鄉(xiāng)北柴橋子村(今屬西坡鎮(zhèn)管轄)。在這里,謝子長主持召開了全體軍人大會。會上,中共陜西省委代表榮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軍”正式成立,謝子長任西北反帝同盟軍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楊重遠任參謀長,同時成立中國共產黨西北反帝同盟軍委員會,謝子長任書記,劉志丹、榮子卿任委員。西北反帝同盟軍下轄兩個支隊,共約700余人。此后,西北反帝同盟軍移駐正寧三嘉塬開展部隊整編工作。

  西北反帝同盟軍的成立,是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創(chuàng)建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在陜甘邊地區(qū)第一次公開打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zhàn)爭的旗幟。






  

? ? ? ?①閻紅彥:《陜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活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頁。

 ?、隈R佩勛:《陜甘邊革命斗爭片斷》,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頁。

 ?、蹍轻贩澹骸稇涥兏蔬吀锩溲b》,姚文琦主編:《西北革命根據地回憶錄精編(二)》,陜西出版?zhèn)髅郊瘓F、陜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

 ?、荛惣t彥:《陜甘高原早期的革命活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頁。

 ?、莅坠谖澹骸秳⒅镜ち沂渴论E片斷》,《劉志丹紀念文集》編委會編:《劉志丹紀念文集》,軍事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 頁。

 ?、蕖秳⒕胺?983年談陜甘邊早期革命武裝斗爭》,劉鳳閣、任愚公主編:《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qū)(上)》,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頁。

 ?、唏R云澤:《回憶陜甘游擊隊的建立及活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7頁。

 ?、嚅惣t彥:《陜甘早期革命軍事斗爭片斷》,劉鳳閣、任愚公主編:《紅二十六軍與陜甘邊蘇區(qū)(下)》,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63頁。

 ?、嶂泄矐c陽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中國共產黨慶陽歷史(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頁。一說“八大兄弟”“拜把子”香堂大會。見馬云澤《回憶陜甘游擊隊的建立及活動》,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頁。

 ?、飧呶模骸赌狭菏吩挕罚拭C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頁。

? ? ?(本文摘自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南梁紅色故事編委會編著的《南梁紅色故事》)

編輯:吳樹權責任編輯:吳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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