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之名由清代王鳴盛等人明確提出，但“金石學”的研究，則濫觴于北宋，“碑學”是“金石學”的分支；歐陽修《集古錄跋尾》和趙明誠《金石錄》這兩部著作堪稱“金石學”的奠基之作。宋代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也是有關“金石學”的重要著作，文中雖以“帖”稱鐘鼎彝器銘文，但未能開啟宋代“款識體”書風，不能與清代的“碑學”相提并論。宋代所謂的“金石學”其側重在“金”不在“石”；”金石學“對佐證文獻方面的作用遠大于對書學審美的開拓。“金石學”由元、明兩朝的式微轉向清代的勃興，與刻帖的翻刻失真、起居環(huán)境的轉變、館閣體(臺閣體)對書學的制約和文字獄興起而間接導致的訪碑考碑風氣的盛行等時代因素密切相關。

　　碑板刻石發(fā)現(xiàn)得多了，寫碑的人自然就多，書學理論也緊跟上來。阮元的《北碑南帖論》，開篇即寫到：“古石刻紀帝王功德，或為卿史銘德位，以佐史學，是以古人書法未有不托金石以傳者”，闡述了研究“金石”的緣由及意義，雖沿用了“金石”這一名稱，但后文的敘述已完全轉向了“石”，在包世臣、康有為的理論構架中，“石”更占主要。清代對“金石學”中“石”的研究不斷升溫，“碑學”也從“金石學”中逐漸抽離出來，并深刻影響了書學的發(fā)展。

　　器物、文獻意義上的“碑”與書學意義上的“碑”之間存在顯著差別。有了“碑學”之實才出現(xiàn)“帖學”之名，書學意義上的“碑”與“帖”是非對立的、時常成對出現(xiàn)的美學概念。另外，康有為稱“帖學”為“今學”、“碑學”為“古學”，以“碑學”為“古學”命名的方式并非孤例，甲骨文、金文，在書學視域下都是借器物名(文字載體名)來概述一種審美訴求。所以，唐碑在形制上是碑，在書學審美上是“帖”。

　　討論碑學對當代書法的啟示，不一定只能從前人的書學理論體系出發(fā)。一般認為書法的碑學理論源于阮元，他的《北碑南帖論》篇首，一語道出了金石材料對文獻學、書學的重要價值。若把“碑”的出土與發(fā)現(xiàn)作為明清之際書學發(fā)展中的大事件，那么近現(xiàn)代同樣也具備了醞釀大事件的溫巢。沙老在《碑與帖》一文中講到“帖，本來指帛書”，“竹帛”就是“帖”的源頭。20世紀后半葉至今，簡帛頻頻出土，簡帛學的研究發(fā)展迅猛，改寫、重寫學術史，梳理學術源流的討論還在熱烈進行；與此相對，書學對簡帛材料的運用方面還是略欠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