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90后、00后,可能根本無法想像,40年前的1977年,那個年代的大學同學年齡會相差十幾歲甚至更多,可能更無法想像同一天走進大學校門的同學,卻已經有各自的人生經歷。如同北京大學法律系77級入學30周年慶典通知中所說:“我們中間有共和國的棟梁,有學界泰斗,有睿智的立法者,也有嚴明的執(zhí)法者,有聲譽顯赫的企業(yè)領導人,也有經驗老道、判斷精準的優(yōu)秀律師!真可謂是群星閃爍,光照神州”。

作為77年高考大軍中的一員,如今回想起來,何勤華教授仍然感慨萬千,甚至對很多細節(jié)念念不忘。他說:“1978年2月28日,我們懷著憧憬與夢想,從祖國的四面八方來到了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北京大學,度過了人生歷程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p>

何勤華回憶說:“北京大學法律系77級,是一個富有感情的班級,也是一個充滿友誼的集體,也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大學中最大的班,共有83位同學。4年學習中,長期擔任班支部書記的林以翠(因為這個名字太像女士的名字了,陪同領導一起出差實在是不方便,故后來在領導的要求下,改名林棟梁,取國家之棟梁之意)、班長劉和海(當時來讀書時,已經有了3個兒子。班里還有一位有3個兒子的同學是馮殿美)、學習委員傅長祿、生活委員趙國玲,有聰明絕倫、風流倜儻的謝思敏、謝維憲、劉鳳鳴、陶景洲、杜春、趙汝琨、李洪海、徐杰等,有江南才子陳興良,有“江蘇二顧”顧功耘、顧雪挺,有侃大山超人、給大家?guī)頍o窮歡樂的叢培國,有苦行僧姜明安,有邊走路邊背英語的李克強,有運動健將蘭曉梅、劉德權,有公安局長袁塞路,有學習4年練了4年武術的張恒山,有關心同學細致周到的李華云、牛嘉,有每周必給女友寫一封情書的丘征元,有喜結連理相親相愛終生不渝的王志勇、李俊玲夫婦,有班級的小妹妹、當時才17歲的宋健,有外慧、內秀、形象美的嚴冶、翟建萍、蘇巖,還有當時男生在私下里都公認的長得最美的“漂亮姐”王燕等等。

最美:鄉(xiāng)里無私補課的老師

記者:何老師,您是當年參加考試并被錄取的北大法律系77級考生,能否先談談當時參加高考前后的一些情況。

何勤華:好的。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正好在上海市川沙縣(現為浦東新區(qū))下屬虹橋人民公社(現并入唐鎮(zhèn)鎮(zhèn))擔任團委書記。那時雖然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已經被粉碎,但國家的整個政治環(huán)境還是比較“左”,制度和思想也比較僵化。我們生活在農村的青年,信息不是太靈通。在夏天時,我們聽說今年仍然以“推薦”方式招收工農兵大學生。一直到10月中旬,才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說今年的招生政策發(fā)生重大變化,要恢復“文革”之前的高考制度,并且馬上就要進行。當時大家一片歡欣鼓舞。

記者:那你們得知這一信息后,有沒有參加各種高考補習班之類的,鄉(xiāng)里有沒有舉辦一些輔導,幫助你們復習、補習?因為我想在“文革”那種環(huán)境中,你們當時中小學的基礎知識可能難以應付高考。

何勤華:接到上級通知后,我們鄉(xiāng)里的幾所中學就緊急動員起來,許多老師不計報酬,加班加點,利用周末和晚上業(yè)余時間幫助愿意報名參加高考的年輕人補習語、政、史、數、理、化基礎知識。有些老師已經退休了,此時也出來參加補習和輔導。因為大家盼望這一天的到來已經太久了。就我而言,由于擔任鄉(xiāng)團委書記,因此一方面有許多會議和政治學習任務,許多時候無法請假去參加輔導；另一方面,我這種團委書記的身份,戶口還在生產隊,不吃商品糧,也不算事業(yè)單位編制,還是農民身份。所以一年中被要求參加農業(yè)勞動160天以上。但雖然如此,我還是盡一切可能去參加,有些題目在后來的考試中還遇到了,得了不少分。所以我至今仍然非常感激我們鄉(xiāng)里幾所中學中那些為我們補課的無私的老師。

最差:數學只考了28分

記者:聽說1977年的高考是各個省、市、自治區(qū)自己命題的,也不考外語,語文中也沒有古文的題目。不知你們上海的情況如何?

何勤華:大體是這樣的,不考外語,語文中有一段古文點校翻譯,但不計入總分。當年10月下旬我們報名以后,12月11日考數學和政治,12日考歷史地理和語文。當時考場都設在縣里,所以我們考試也都是趕上十幾里路到縣里。我第一天上午的數學考得不好,大部分題目都做不出來。下午的政治因為都是平時政治學習中接觸的,所以考得還不錯。第二天的歷史、地理都反復背過,所以也考得很好；到下午考語文時,前面是10分的4道“改錯”題,不是很難。后面90分是可以選擇的兩道政論文題:第一道題是“在抓綱治國的日子里——記先進人物二三事”,第二道題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嗎”?我毫不猶豫地選了第二題。因為我對此感觸太深了。后來入學后,班主任告訴我,我的數學只有28分,全靠其他幾門課的高分,把總分給拉上去了。

記者:是啊,你們那時確實不容易。聽說你們班里其他同學也有這樣的情況。而且好像許多同學第一志愿還都不是報考法律,報考的都是其他專業(yè),錄取時轉過來學習法律的?

何勤華:是的。我當時第一志愿報的是復旦大學哲學系,第二志愿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當年北大來上海招生最初沒有法律專業(yè),后來追加了兩名法律專業(yè)的名額,我就轉過來了。

其實,我們班級的其他同學如武樹臣、陳興良、李克強、張恒山等,第一志愿也都沒有填寫法律。因為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不僅考試情況和報考專業(yè)等與現在有很大不同,而且由于“文革”徹底否定、摧毀了法治,所以年輕人包括整個社會都不知法律為何物。

1977年雖然有3所大學的法律系即北京大學法律系、吉林大學法律系和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恢復招收法律本科生,但總人數只有193人。即北大法律系83人(不分班)、吉大法律系60人、湖財法律系50人。我記得,北大法律系當時在學校各個系中是最弱小的,與圖書館系差不多,和今日法學院的巨大規(guī)模是無法相比的。

感悟:個人與國家緊密相連

記者:聽您這么說,真是感慨良多!所以77級這一屆大學生是國家恢復高考、恢復建設的受益者,也是國家的法治建設、經濟建設等事業(yè)發(fā)展的見證者與建設者,您能談談自己的感受和感悟嗎?

何勤華:1977年恢復高考,不但使27萬多學子徹底改變了命運,更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成為社會新風尚,從而在整個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學知識、學文化的熱潮。我的第一點感悟,就是無論身在何處,一定不要忘記自己的理想,放棄自己的追求,放松自己的努力,我堅信,知識可以改變個人命運；第二個感悟就是,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如果不粉碎“四人幫”,不結束十年“文革”,不恢復高考制度,那么我自己再怎么每晚讀書、自學,也進不了大學。我可能會在某種技藝方面有一點成就,但參與到國家的學術和法治建設中是不可能的。所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因此,作為年輕學子,必須要密切關注、熱情參與國家的發(fā)展進程。而國家的發(fā)展,最重要的就是發(fā)揚民主,加強法治。要使我們的法律制度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注意力和想法的改變而改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這些話語成為我們這一代法律人追求的夢想。良法之治,切實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限制公權力的濫用,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這些法治的基本內涵的逐步展開和最終實現,就是我們每一個公民,尤其是法律人的夢想和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