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會審公廨審案情狀。

1926年初夏，民國前國務總理熊希齡因北方順直水災，赴上海募捐。但未曾想，寓滬期間，他被公共租界會審公廨的警探強行帶走，這就是民國震驚一時的前總理被拘傳案。而會審公廨及其相關制度——這一近代中國非驢非馬的司法怪象，再次被推向風口浪尖。

會審公廨是清末列強瓜分中國、肆意踐踏中國司法主權的產(chǎn)物，也是繼領事裁判權之后，近代中國司法不完整、甚至恥辱的另一個象征。1868年，上海道與英美領事簽訂《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會審公廨自此出現(xiàn)?！皶彙?，顧名思義，是共同審理或者混合審理，即由上海道和外國領事雙方委派相關人員，組成法庭，共同審理公共租界內以華人為被告(即“凡有華人控告華人◇及洋商控告華人”)的一切民刑事案件(“管理各國租地界內錢債、斗毆、盜竊、詞訟各等案件”)。名義上是共同審理，外國領事人員或會審、或陪審、或觀審，但在以列強為主導的租界內，特別是當涉及洋人在華利益時，“客人”往往搖身一變，成為“主人”或以主人自居，并用“客人”所謂的“標準”來斷一切是非曲直，而不管“主人”是否同意或樂意，也不管什么入鄉(xiāng)隨俗?！巴馊瞬皇苤袊陶拢A人反就外國之裁判”正好說明，若涉及洋人在華利益，會審公廨理所當然成為維護他們利益的工具;若僅涉及華人利益，會審公廨則變相淪為西方列強強行向外輸出價值觀的平臺，并以司法干預的方式體現(xiàn)。

于是，在會審公廨上演了一幕幕啼笑皆非的司法訴訟。

熊希齡在上海被拘傳，緣于多年前的一起公司訴訟案。民國之初，熊希齡擔任湖南華昌煉鐵有限公司董事，該公司曾聘請美國商人懷德出任總經(jīng)理，后公司因經(jīng)營不善，被宣告破產(chǎn)。公司破產(chǎn)時，還長期拖欠懷德幾年薪水。由于公司已經(jīng)不存在，懷德為了索回欠款，以董事對公司債務負連帶責任為由，向上海會審公廨起訴包括熊希齡在內的幾名公司董事，要求他們替公司償還債務。無疑，這也正是此案的荒唐之處，只是因為該案涉及到洋人，似乎一切荒唐都變得冠冕堂皇。華昌公司作為有限公司，既然已經(jīng)破產(chǎn)，其董事就無所謂負連帶責任，熊希齡就不能成為被起訴的對象;而且，華昌公司所在地是長沙，當事人熊希齡一直住在北平，從未在上海從事經(jīng)營活動或居住，會審公廨不具有初審管轄權。吊詭的是，會審公廨竟然受理，并在初次審判中，判決熊希齡等董事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對西方列強而言，這早已習以為常。在會審公廨看來，洋人利益高于一切。

1904年，為鎮(zhèn)壓并遏制民主革命思潮的傳播，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應清政府請求，查封了傳播進步言論的《蘇報》，并先后拘捕了該報多名撰稿人，包括國學大師章太炎，年輕的革命者鄒容等。同時，上海租界當局又拒絕將“蘇報案”移交清廷處理，而交由會審公廨審判。如果僅就結果而言，會審公廨的判決，確實對被告人更有利:章太炎和鄒容分別判處三年和兩年監(jiān)禁，其他人無罪釋放;而同一時期，北方記者沈藎因宣揚進步言論，披露清政府與蘇俄密約內幕，被清廷下令杖斃獄中。不過，應當清楚，這并不是西方列強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也不是對中國革命者的故意包庇和放縱。他們只是把自己認為所謂文明的事物或思維方式，包括司法制度，強加在“不文明”的國度或地域，而絲毫沒有考慮和顧及這些地區(qū)和人民的感受——制度的畸形，時間久了，就會造成人民心理的畸形，即所謂的奴性。

而且，也不是像時下有些學者所言——至少是些不負責任的觀點，認為以會審公廨為代表的西方法律制度，比當時的中國法律制度文明，對中國現(xiàn)代化法治進程起推動作用。盡管，會審公廨所引進的西方法律程序，比如允許律師參與辯護，被告人不用下跪、不再被“打板子”，由“升堂”變成“開庭”等，初看起來，確實比較文明，也確實為中國人學習西方法律制度打開了一扇窗戶。但這僅僅是一個方面，而且是表象，因為任何一項制度可以優(yōu)越，但不能凌駕一切。發(fā)生在中國地域的“蘇報案”，最終不得不交由洋人主導下的會審公廨進行審判，而且把清廷作為原告，其統(tǒng)治下的國民作為被告，不相干的洋人卻居中裁判，其荒謬程度不言而喻。而且，會審公廨也不代表、也不可能代表西方比較文明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沉淀，雖然某一個案可能產(chǎn)生比較好的結果，但只是偶然的少數(shù)，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制度的初衷和出發(fā)點。

這也正如熊希齡拘傳被保釋后，在公開聲明中所言，“齡所當守者，為中華民國之法，而非該公廨之法;所當服從者，為中華民國之正式司法衙門，而非在滬領團管轄下非驢非馬之司法機關”。的確，讓中國人服從外國法律和洋人判決，肯定不會促進中國本土化的法治進步。好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上海，由于國人的覺醒，西方列強司法專斷行為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社會各界包括政府當局開始醞釀廢除會審公廨。

1925年，正值第一次國內革命高潮之際，上海公共租界發(fā)生了列強操縱下的巡捕鎮(zhèn)壓愛國學生的“五卅慘案”。會審公廨開庭審理時，對全副武裝的巡捕打死學生事件聽之任之，不聞不問，引起社會各界強烈不滿，并由此發(fā)起聲勢浩大的廢除會審公廨運動。兩年后的1927年，中國政府最終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將其更名為上海臨時法院。于是，在中國存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這個畸形兒，終于黯然謝幕，成為歷史。

如今，昔日的上海法租界會審公廨已經(jīng)成為黃浦區(qū)人民檢察院辦公所在地，當年部分建筑被保留并被修葺一新。路過或凝視這些老建筑，偶爾會浮現(xiàn)近一百年前那些并不和諧的喧鬧，其實這也是愛國教育的另一種形式——不經(jīng)意和潛移默化。

晚年的熊希齡一度專注于慈善事業(yè)，曾創(chuàng)辦馳名中外的香山慈幼院……